75岁“自行车院士”下海，让科研成果飞出象牙塔

北京市属媒体融媒体矩阵近期推出“新时代首都发展巡礼——科技创新”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现十年来北京科技创新的发展进程和生动实践，感受首都北京在与国家战略高度同频共振中所贡献的积极能量。今天，我们推出《75岁“自行车院士”下海，让科研成果飞出象牙塔》。

几年前，北京理工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经常能看到一位老人骑着二八自行车穿梭于校园内，春夏秋冬从未间断。骑车的白发老人，是新中国雷达研究领域的泰斗——中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

中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 张航 摄

除了在实验室潜心研发，数十年来，毛二可跋山涉水，致力于将科研成果推向为国为民服务的大市场。而今，年近90岁的“自行车院士”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从青丝到白发，从翩翩少年到耄耋老者，他与弟子们的三代传承与接力，书写了高校科研成果飞出象牙塔的动人故事。

75岁院士“下海”注册成立首家学科性公司

2009年，75岁的毛二可带着十多位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所的教师创业，成立理工雷科公司。这在当时的北京高校掀起了一股波澜，即将出任公司总经理的刘峰，内心振奋不已。

刘峰师从毛二可院士的弟子、北京理工大学校长龙腾院士。2004年，刘峰博士毕业时，摩托罗拉、北电网络、爱立信等外企发展如日中天，华为、中兴等中国本土企业方兴未艾，高薪进入通信企业，成为不少电子信息领域高材生的选择。

然而，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校园。在导师的躬身指导与示范下，刘峰与师兄弟们研发出了专门用于雷达信号处理的嵌入式高性能计算机，但这项成果很可能与大部分高校研究课题一样结题即封存，再无人问津。“几代人花了这么多心血的结晶，不能只是锁在柜子里啊！谁不希望自己的成果能走出实验室变成产品呢？”刘峰决定留校，并把主要精力从单纯的科研转至工程实践上，推动成果推广应用。

刘峰内心的困顿，也一直是毛二可的心结：“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还应让知识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科技成果只有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2006年，下海创业之前毛二可教授是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的学科带头人，他在图像处理实验室与大学生们交流信号处理器测试问题。方非 摄

然而，“三级跳”之间，沟壑众多。

随着研究项目的增多，雷达所的规模越来越大。物资采购、机电设备加工、质量管理等一系列职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大量的科研任务让团队人手日渐紧张，大家像‘救火队员’一样，一个项目还没验收，另一个项目又立项了。”毛二可回忆。而在当时的机制下，校内并无专门从事工程化、产业化的职能人员。

毛二可想到了创立公司，用挣来的钱去招聘急需的工程和运营人才，与科研人员搭伙把科研成果推向市场。让做学问的人开公司——毛二可这个念头在当时不可谓不超前。

实际上，一些高校老师并非不想创业，而是不敢，顾虑很多：“教师就该兢兢业业搞研究，办公司搞产业，这不是不务正业吗？”“自己搞的研究属于职务成果，额外花精力搞产业化，收益算谁的？”

2009年3月，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先试的“春风”吹暖了北理工，在学校党委的支持下，毛二可的大胆想法也逐渐酝酿成型——成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学科性公司，以市场化机制和规范化企业管理加快雷达所科研成果落地。

同年年底，以毛二可院士创新团队为主导，北理工科技成果作价600万元入股，理工雷科注册成立，成为依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等新政策成立的第一个学科性公司。此后，根据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给予科技人员奖励比例的下限，已由过去20%提高至70%。

下“书架”上“货架”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近40亿元

“最近两个月接到的订单，比过去一年还要多。”最近一段时间，刘峰的电话与客户拜访约见十分密集。

然而，在刘峰和同事们创业之初，科研成果下“书架”上“货架”的路，走得并不平坦。

2010年前后，我国高速铁路已进入快速发展期。铁路安全牵动人心。面对交通业迅速发展之下的安全运输挑战，理工雷科团队冒出一个灵感：研制一款列车头防撞雷达。

意识到这个大方向有市场需求，团队说干就干。为了做出好产品，技术团队将毫米波技术、相控阵技术等国内雷达领域的多项前沿技术都应用其中。可是，花了一年多时间研制出样机后，团队却被从头到脚泼了一盆冷水。

刘峰和同事们被告知，由于列车车头设计专业度极高，任何细微的变动都会对列车风阻、行车速度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他们设计的产品，恰恰需架设在车头部位。列车头防撞雷达装上列车的故事还没开始，就被彻底否决了。

“任何一个细节与市场需求对不上，那这‘货架’上就没你的位置。”刘峰回忆。

好在，一年多的技术探索并没有浪费。与多个行业的潜在客户频繁交流后，刘峰与团队在露天矿区灾害预警的新方向上找到了需求。

2016年，理工雷科的边坡形变监测雷达正式面市。这个采用了北理工雷达所自主研发技术的设备，能对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矿山边坡形变实现0.1毫米精度的测量，价格仅为百万元。

如今，这项基于北理工雷达所科技成果转化的产品，已经布设到了全国各地的煤矿、铁矿，甚至出口到俄罗斯等海外市场。

在“科研-市场需求-产品-新市场需求-科研”的思路下，刘峰和同事们摸索出了一条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路子。

成立14年后，理工雷科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近40亿元，投入研发经费数亿元，转化形成了边坡雷达、鸟情探驱管一体化系统、汽车毫米波雷达等数十款新产品，人员从一开始的十多人增加到近600人。

毛二可院士在北京理工大学校园内与同事和学生交流。武亦彬 摄

成果转化反哺科研重大科研项目数专利数翻番

作为理工雷科的创始人，心系成果落地的毛二可多年来一直担任理工雷科的高级技术顾问。

毛二可这“顾问”，绝非虚名。

2016年，为了给下一代新技术研发寻找切入点，在内蒙古的露天煤矿，83岁的毛二可亲自去技术应用的一线实地考察。他们发现，在矿山塌方、地震等抢险救灾领域，工作人员时常需要对不同地点的形变情况进行实时预警。但上一代设备重达80千克，很难满足临时、快速架设监测设备的需求。

在深入需求一线获得灵感后，此后三年间，毛二可团队又在理论与底层技术创新上有了新突破。之后，公司以购买专利的形式将科研团队的相关科技成果转化到公司，“接力”开始了新一代产品的攻关。

2020年，基于相控阵技术的新一代边坡形变监测雷达面市。曾经重80千克、长3米的大块头，变成了重20千克、长1.5米的小家伙，单人就能背起，在山坡等特殊地形可以快速完成架设。

科研与产业并非一味地单向转化。

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数、专利数翻番，SCI、EI论文数平均增长40%以上，并在2017年与学校申请获批了总经费为8220万元、当时北理工历史上最大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这是北京理工雷科近年来为学校在学术科研方面带来的直接“收益”。更深层次的收益是，学校教师专心钻研前沿科技，学科性公司完成工程性、产品化——学科性公司为学校科研提供支撑与延伸，技术创新和基础研究实现了两条腿走路。

从雷达所十多名教师开始的创业故事，不断上演着“续集”。

除了将雷达所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毛二可创新团队已陆续孵化出苏州雷科、雷科智途、理工睿行等多家公司，并通过知识产权付费、联合研发等方式，帮助北理工计算机学院、车辆学院、宇航学院等其他院系的成果飞出象牙塔，走向广阔的市场。

北京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机制路线图

2014年1月

《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若干意见（试行）》发布，简称“京校十条”,将高校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给予科技人员奖励比例下限由20%提高至70%。

2014年6月

《加快推进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若干意见（试行）》发布，简称“京科九条”，明确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外，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将由项目承担单位依法取得，并赋予科研机构自主处置权。

2020年1月

《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政府设立的高校院所可以自主决定实施成果转化，并细化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和报酬等收益分配制度。

2022年9月

《北京市关于落实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实施意见》发布，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评价中重数量指标、轻质量贡献等问题，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弊端。

制定《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开展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开展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试点工作。

 亲历者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将中国原创精准诊疗技术推向全球”

眼科医生陶勇，重新拿起了手术刀——听闻这个消息，陶勇身边的同行、亲友无不感到欣慰。实际上，陶勇还有另一个尚未被公众熟知的身份——创业者。

陶勇此前的人生，是医学博士的成长范本：27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以眼科学博士毕业，31岁在葡萄膜炎专科门诊开诊；37岁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不少眼科疑难杂症患者来说，找陶勇成了他们“最后的尝试”。

2020年1月20日，一起伤医事件让陶勇走了一趟鬼门关，左手受伤彻底打乱了他作为眼科临床医生的工作节奏。不过，他在不久后就走出阴影，将精力更多地放在科研和成果转化上。

曾经一天十几、二十场手术不在话下，伤愈后陶勇重返手术台，但一天只安排一到两台手术，其他时间都用来指导和培养年轻医生。“目前，我们朝阳医院眼科33名医生，整体手术量比过去提升了三倍，团队‘作战’效率明显提升。”陶勇说。

那场伤医事件之后，陶勇更加感觉到一股紧迫感：要做的事，就要趁早去做，比如拿起“科技的手术刀”。

去年8月，陶勇出现在HICOOL全球创业者大赛的舞台上。他带来的眼科疾病快速诊断项目，只需要用几滴眼药水和一片试纸形态的体外试剂盒，15分钟就能检测出患者是否患上了过敏性结膜炎。

创业对陶勇来说并非一时兴起。2011年，陶勇利用眼内液分子检测技术，成功帮助一位患上白血病的小伙子提前诊断出眼部巨细胞病毒感染并及时治疗，帮助他重获光明。这是陶勇第一次真正将眼内液分子检测技术应用于临床。此后十多年，他和科研团队一直不断打磨和升级这项检测技术。

2016年，陶勇在北京成立智德医学检验所公司。从2020年那场伤害中恢复意识后，他单手在病床上敲完《眼内液检测临床应用》一书的后记。这本超过13万字的著作，是他对日常一手诊治病例的总结梳理。

眼内液检测，正是他创业的切入点。从眼球内仅0.1毫升的眼内液里抽取出少量，便可以同时检测上万种病原微生物指标，帮助医生迅速判断病因，及时把病变扼杀在摇篮里——有多年一线临床经验的陶勇，对精准检测的未来坚信不疑。

然而，创业的艰辛与凛冽不会因任何人而改变。身为眼科专家的陶勇称自己为创业“小白”：“创业的坑，我一个都没躲过，摔得鼻青脸肿。”

“领先半步是先进，领先三步是先烈。”这句玩笑话让陶勇感触良多。在创业初期的融资过程中，陶勇被质疑的原因曾令他匪夷所思：“投资人问，你们在国外有对标吗？”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对方往往就会怀疑市场的可行性而拒绝投资。

一次，陶勇在西藏向当地人传授做白内障手术的经验，当他克服高原反应坚持工作时，收到了一位意向投资人撤走的消息。无人同行的孤独与挫败感让他深受打击。

不过，来自医生同行的积极反馈让他看到了希望。创业不久，一位河南医生告诉陶勇，自己从业多年从未在临床中诊断出过眼弓蛔虫病，甚至以为在中国就没有这种病例，直到有了眼内液分子检测技术。

2019年11月，《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发布，明确研发机构、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规定同样适用于政府设立的医疗卫生机构。当年12月，北京朝阳医院成立科创中心，陶勇的眼内液分子检测技术成为这个中心第一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在政策的激励下，陶勇前期蓄能已久的创业项目驶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截至目前，陶勇团队的眼内液分子检测技术已经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的三甲大医院，帮助700多家医院的6万多名眼病患者找到了病因。

最近一段时间，公司开始源源不断接到国际订单，“未来五年，希望世界排名前100的医院里，能有50家用上我们的产品，借着北京打造国际科创中心的东风，将我们中国原创的精准诊疗技术推向全球。”陶勇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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